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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贵州的“桥文化”让赓续近千年的“桥文化”更具动态演进的生命力，也为贵州文化赋予了科技的、创新的、发展的内涵。

本网评论员吴迪

历史从不是无趣的“故纸堆”，它就在我们身边鲜活地存在着。

桥，就是历史文化的载体。它虽沉默不语，却内涵丰富。桥周身的纹路像是老人的皱纹，里面藏的都是千百年来的故事。一些故事你可能没有听说过，但它们早已融入贵州的“文脉”，是贵州悠久历史文化中的沧海一粟，也是贵州人文基因的一个片段。

一座桥，一部史。

据史料记载，贵州现存最早的桥梁为南宋时期的遵义普济桥，为川黔古驿道桥梁，距今已有800年左右历史。渝黔古驿道是古时重庆到贵州的必经之路，可算是最早的“渝黔高速”，商贾贩夫们往来匆匆，促进了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。古时，对普济桥曾有“水弥弥，石齿齿，白飞霞”的描述，如今时过境迁，宽阔便捷的高速公路、高铁取代了驿道，一日千里取代了“慢时光”。不过，普济桥却依然伫立如初，讲述着800年来的变迁。

今天的贵州是“桥梁博物馆”，古时的贵州也有能工巧匠。明代，麻哈江为京滇古驿道必经之地。万历年间，一个名叫葛镜的人宦游来到平越(今贵州福泉)，看到麻哈江驿道之交通常常被洪水所困，决心造桥便民。他在麻哈江上游、下游先后尝试过两次修桥，都失败了。为了修桥，他花了三十年时间，散尽家财、衣衫褴褛，却始终锲而不舍。据说，仙人张三丰看到葛镜如此执着，便托梦给葛镜，说要在江岸石壁上写有“砥柱”二字的地方下脚。得此指点，葛镜桥一举建成。“托梦”之说固然是不经之谈，不过，把大名鼎鼎的张三丰和葛镜桥联系起来，也侧面说明当时建桥之难。

用交通基础设施带动发展，是贵州古往今来的共同愿景。明代洪武前期，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大力建设“龙场九驿”。从路线来看，相当于600年前供人马行走的“贵毕路”。在“龙场九驿”的建设中，少不得建设许多桥梁。麦架桥、朵妮桥、勤善桥……这些桥梁如今看来朴拙无华，但那也凝聚了贵州先民对于改善交通的迫切渴望。建桥修路，就是最得人心的善政，这个道理自古而然。

桥也是贵州不少重要历史节点的参与者和见证者。贵州是长征时红军活动时间最长、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，在贵州这片红色热土，许多不知名不起眼的小石桥、小木桥，都成了光荣的“红军桥”。还有不少群众为了支持就红军拆下自家门板搭起了一座座桥，这些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桥，就是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写照，是传承红色血脉、赓续红色基因的见证。“红军桥”上看巨变，变的是发展面貌，不变的是这片土地、这群人对党的深厚感情。1944年12月2日，日军攻入独山县城。美军得知消息后，命令立即炸掉城北的深河桥，以阻断日寇。为了给逃难的人足够的时间，执行炸桥任务的美军上尉在日军赶到的最后一刻才炸掉深河桥。随后，各方抗日力量在独山痛击日军，迫使日军败离贵州。从此，有了抗日战争“北起卢沟桥，南止深河桥”之说。深河桥以自己的粉身碎骨换来了大局的胜利，正是牺牲精神的隐喻。

如今，座座实用、漂亮的高桥把贵州变成了“高速平原”。它们的傲然身姿已经和贵州大地浑然一体，它们所承载的意义、精神、内涵和历史也已融入贵州的“文脉”，正在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。当代贵州的“桥文化”让赓续近千年的“桥文化”更具动态演进的生命力，也为贵州文化赋予了科技的、创新的、发展的内涵。时光在桥上流逝，新的故事正在发生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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